1900年春天，义和团运动在华北迅速发展，5月进入京津地区，由此走向高潮。
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引起列强的仇视和恐慌。
各国政府以保护使馆为名，继续派军队进入京津，6月10日，英、法、日、俄、德、美、意、奥八国组成2000多人的联军，由天津出发，乘火车进犯北京。
于是，义和团就和部分爱国清军一起与侵华联军展开激战，他们多次打退联军的进攻，成功地阻止联军向北京的进犯。但是终因缺乏组织和训练、武器落后、清政府叛卖等原因，于8月失败了。
8月5日，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太后携带光绪皇帝和一些王宫大臣仓皇离京，逃往西安。9月，慈禧为了讨好列强以便“和谈”，公开下令“剿办团匪”、“义净根诛”，对退到农村的义和团进行追剿。
义和团运动落下了悲壮的最后一幕。英勇的义和团民给帝国主义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阻止了他们瓜分中国的企图。
东大桥之战
抗击侵略者第一仗
1900年6月11日傍晚，西摩尔率领的八国联军乘坐的列车抵达落垡车站东大桥处，2000多名手持刀矛棍棒的义和团和民众，从铁路两侧树丛中呐喊着冲向侵略军。事发突然，侵略者们惊愕不已，措手不及，他们立即窜回列车。
为阻止侵略军进犯北京，蹂躏中华河山，义和团民冒着重炮、机枪轰击，舍生忘死，与侵略者展开了血刃肉搏战。顷刻间，义和团伤亡60余人，热血遍洒大地。
联军的一名英国上校军官在随军日记中也不得不承认义和团和民众“他们在训练上所缺少的东西，却由他们的勇猛来补足了。他们在优势的敌人面前表现出来的勇敢，不断地使我们相信，中国人并不像我们迄今为止相信得那样，他们很少怯懦，而更多的却是爱国心和信念。”
东大桥这战，是抗击八国联军侵略者的第一仗。而它也使侵略者开始认识到中国军民的抗争精神是巨大的。
落垡奇袭战
1900年6月12日晌午刚过，八国联军列车强占落垡车站。倪赞清等一批义和团首领，率领义和团民和民众奇袭侵略军。敌首西摩尔率军抢占制高点万喜煤栈，构筑“美少年炮台”，集中火力轰击蜂拥而上的义和团民及民众，无数义和团民众中炮倒在血泊之中。
后继的义和团民众高喊“为团友报仇”的口号，冲到炮台之下，燃烧煤栈木料杂物，用火攻逼杀侵略军。侵略军纷纷窜回列车上，义和团用火枪、火铳等武器向列车射击。侵略军以密集的火力进行反扑，杀死杀伤许多义和团民和民众。
虽然两次阻击战没有获得胜利，伤亡又非常惨重，但义和团和民众却锐气不减，把侵略军围困在落垡车站达两天之久。
义和团运动使帝国主义侵略者“重新”认识了中国人民，在甲午战争后，在列强眼中，中国已经腐败透顶，不堪一击，他们声言只要有一万人的近代化军队，就可以在中国从南到北的土地上任意横行。他们“嘲弄她懦弱，讽刺她无能”，轻率地议论对她进行瓜分，但是经过义和团运动的打击，列强不能不改变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偏见了。
东辛庄之战
1900年6月13日晨，储备国联军冲出包围圈，开动列车向西推进。列车蜗行到离廊坊车站7英里半的东辛庄村又被迫停车。再看前方，铁路又被扒毁，铁轨和枕木散落各地，一堆一堆的石子横在路基中央。
八国联军只得下车抢修铁路。乘敌疏防，在东辛庄集结的大队义和团员和民众向修路的八国联军发动攻击。双方战斗约半个时辰，义和团和民众伤亡50多人，只得撤出战斗，暗中继续监视敌人。当发现有5名意大利士兵离开队伍时，迅速包抄过去，将他们全部砍死。
廊坊大捷
1900年6月18日，董福祥率领武卫后军2000余人，奉派进驻京津铁路沿线，阻止西摩尔率八国联军进犯北京。
在御侮抗敌精神的感召下，义和团与清军相互配合，向廊坊东站发动攻击。清军骑兵从侧翼包抄攻击侵略军，清军步兵和义和团也乘虚冲杀上来，八国联军只能做两面抵御。
西摩尔在落垡获悉廊坊战事吃紧的消息后，立即命令英军、奥军、意军折返廊坊，用重炮轰击。清军和义和团几番攻击，均未能破敌，只得撤防原地。这一仗，清军和义和团以死伤数百人的代价，却也重创八国联军凶残气焰，打死敌军6人，击伤48人。
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共同抗击八国联军，取得廊坊大捷的胜利，显示了中国民众蕴藏着的反侵略的巨大潜力，也粉碎了“西方军队无敌”的无耻谰言。敌首西摩尔也供认不讳：如果义和团所用武器为西式武器，则所率联军全军覆没。
北仓之战
北仓镇在白河左岸，距天津城约20里。1900年8月4日，八国联军约18000人由天津出发，进犯北京。
当时，马玉昆率武卫左军、前军及练军10000余人驻守北仓。侵略军一路由日、英、美3国军队沿白河右岸，一路由俄、法、德、奥、意5国军队沿白河左岸游动。
8月5日，侵略军合围北仓，清军顽强抵抗。双方激战数小时，清军撤退杨村，北仓失守。在这次战斗中，日军伤亡288人，英军伤亡25人。
清军中的部分
甘军拱卫京师
1867年(同治六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收编甘肃回民起义首领之一的董福祥，将其所部农民军改编为甘军(亦称甘勇)。1897年董福祥率甘军拱卫京师。
1900年义和团和各地人民反侵略斗争蓬勃开展，甘军中有不少官兵深受人民大众御侮抗敌的精神感召，对侵略者也非常仇恨，共同抗击来犯之敌。义和团运动最终虽然失败了，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意志却更加坚韧不拔。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中国人民掀起了抗击侵略者的高潮。山东、河北义和团民，装载干粮，秩序井然，赴津助战，阻击西摩尔率领的联军侵犯北京。时人赞誉：“因兵衅已开，将拳民收为己用，骤有数万助战，均各视死如归。
练军仅止三营，与洋兵四五千鏖战两昼夜，支持危局全赖义和团助战，此中外交战以来所未有。”八国联军进犯京畿一带后，义和团组合当地民众展开了殊死的战斗，如霸州人民列仗抵抗德兵，牺牲者300余人。牛庄义和团民手执刀矛攻击洋兵据点，蓟县人民在青山岭伏击德军。
天津东南各庄义和团英勇抗击美、日、英步兵和骑兵。“义和团十分勇敢，先是坚守阵地，后来进行肉搏战”，牺牲400余人。再如束鹿县旧城民众，人自为战，徒手相搏，奋不欲生，牺牲4000余人。在八国联军进犯保定、唐山、秦皇岛、易州、完县、遵化、迁安、宣化、张家口，以及南皮、盐山、庆云、吴桥、沧州、青县等地时，均都遭到各地民众的奋勇抗击。
不应忘记，中国民众抗击侵略者，是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其正面是拥有新式武器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其背后是有像清朝官吏袁世凯一类的刽子手，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仍然能够顽强地战斗，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英勇反帝的革命精神及其巨大的威力。当帝国主义妄诬这场运动为“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的时候，列宁在《中国的战争》一文中热情讴歌义和团是“中国的起义者”；德国《前进报》社论也称赞义和团是“铁拳”。又如《柏林民报》说：“现在中国之事，可见中国人决不甘心各国瓜分，办东方事之人，可以明白此事，并非容易。外国人至中国，无非吮华民之血，食华民之肉，此系神人共愤之事。”再如奥国报纸说：“近日中国北方之事，实因欧洲各国往往无理干预，且有意蚕食中国疆土……以脱去洋人制压之痛哉。”一位侨居中国18年的外国人说：“义和团起事，其故首在中国外患日亟，自满蒙、台湾、旅顺、胶州、威海失后，提醒华民爱国之心。”
1900年10月美国驻华特使柔克义致海约翰信中说：“赫德爵士认为，义和团起义是中国摆脱外国人的束缚，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运动。”欧弗莱区在《列强对华财政控制》一文中论证义和团运动时说：“关于它兴起的原因，劳顿引证了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的一个布告，布告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
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现在又想来瓜分中国。’由这段布告看来，义和团的兴起虽然最初发生于幻想，但很明显的还是民族精神的觉醒。”
综上所述都认为，义和团运动兴起，乃是“民族精神的觉醒”，这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这种中华民族精神的觉醒尽管在当时并没有也不可能找到正确的救国道路，但却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尊严，并从抗争失败中，进一步认识了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的凶残和腐朽的本质，从而使中国人民开始寻找并投入一场新的革命运动。
总而言之，从甲午战争失败到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趋白热化，并正在孕育着一次反抗大浪潮。在此期间发生的各地反教会斗争，即是这次反抗大浪潮的前奏。随着帝国主义以武力为后盾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急剧加深，把中国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更加催化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怒火。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侵略是爆发义和团运动的最为根本的原因，而义和团运动则是帝国主义侵华活动的直接产物。应当指出，投身到义和团运动中来的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由于各自的处境不同，受害的程度不同，抗争方式不同，因而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也有差异。但是，他们的反抗行动表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却是要求反帝救国的革命力量的体现者。离开历史的客观条件，要求农民阶级本身不可能达到的所谓“真正觉悟”，那就未免是在苛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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